医院奥运青年志愿者——兴奋剂检查官  武雅学

       在去年4月间，我和王翠玲、崔晓玮、宋建成三个人经过医院推荐、奥组委选拔成为了奥运会的志愿者。担任兴奋剂检查官工作。作为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经过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多次专业培训和测试赛实战，并全部通过了考核，获得由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正式颁发的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控制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正式成为一名国际承认的兴奋剂检查官。
      在奥运期间，我们四个人被分在三个场馆，我和王翠玲负责射箭项目、崔晓玮负责举重项目、宋建成则在奥运村负责赛外检查任务。在检查站中，我们的正式任命是兴奋剂检查医疗主管，在兴奋剂检查经理的领导下，和检查站中陪护员、进出控制员等一起开展工作。说起我们的工作，的确带有一丝神秘，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我们检查官是负责检验尿样的，其实，我们只负责收集尿样，并传送到检测中心交给化验员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每天一开赛，就会有各单项体联的官员来到站里和检查经理一起确定受检者，按北京奥运会的要求，获得奖牌者或前四名是必查的，此外，还要抽查一部分没有进入决赛的运动员。这个工作的保密性非常强，比赛没开始之前，就连身为检查官的我们都不知道会查谁。一旦确定了受检者名单，陪护员就会到比赛现场，在受检运动员完成比赛后通知他接受检查并陪同他进入检查站。检查官会在检查站的操作间里等待运动员，一般是一男一女两人为一组。当运动员进入操作间后，我们会向他介绍我们的留样要求，指导他洗手、选取留样杯，并由一名检查官带他去厕所。在厕所中，检查官要负责检查他的身体没有携带作弊工具，并让他在监督下留样，当运动员留取了合格的样本后，我们会指导他选取并检查封装瓶，按照化验要求将样本封装在A、B两个瓶中，这些瓶子一旦拧紧后就不可能再打开，确保运动员的尿样不受污染。我们平时在新闻中听说的“A瓶阳性”或“尿检阳性”，就是指从封装瓶中的运动员尿样里发现了违禁成分。最后，收集的尿样将被保存起来，并与每天工作结束时，由检查官和振远护卫的武装押运车传送到检测中心。当然，上面说的只是最简单的步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常常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尿样不够、不符合要求或在封装过程中出现意外；运动员不合作、有作弊嫌疑、语言不通等。我觉得检查官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多达上百步的繁琐的操作程序，而是需要在各种突发情况发生时能马上采取相应措施。
      反兴奋剂工作意义重大，首先，它是奥运“公平竞争”原则的集中体现，在历史上运动员因为使用了违禁药品而被剥夺奖牌甚至被终身禁赛的无情惩罚就足以说明国际上对这一原则的重视程度；其次，当运动员的比赛成绩被视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时，反兴奋剂工作也就被上升到了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神圣地位，主办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情况和哪国运动员触犯了反兴奋剂规定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也看到了当西班牙一名选手成为本届奥运会第一个“栽在药罐子里”的运动员时，西班牙的体育官员甚至无颜面对各国媒体。正因为如此，兴奋剂检查工作在历次国际大赛都被视为重中之重。在奥运会期间，几乎每例检查都有国际奥委会、各单项体联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官员当场监督，我们就是在这些国际官员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操作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一旦出现错误，将意味着给国家形象抹黑。当国家宣布“我们对兴奋剂事件零容忍”的时候，我们检查官们也暗自下定决心，要对我们的操作失误“零容忍”！为了能果断地处理各种问题，避免发生错误，我们在这一年多的训练中重点就是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特别是在奥运开赛前两周的最后集训中，我们几乎把兴奋剂检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都做了预演。光我们射箭站四名检查官在演练中就报废了四套器材（为了节约，在演练中我们是一套器材是反复使用，但用上十几次后也会用坏）。这样严格的训练换来的是正式执行任务时的从容，面对奥运会这样最高级别的国际赛事，我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完成全部任务。任何一位在场官员都对我们准确细致的工作过程表示肯定和赞许，单项体联的官员在比赛结束后甚至用“perfect work”来形容我们的工作。当我听到他们的赞许时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他们将会在向国际奥委会的报告书中记录下我们的工作全过程，我们的“perfect work”连同国家反兴奋剂工作的良好形象将以这种形式被写进史册。我们志愿者虽然没有一分报酬，但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开展奉献一分力量，能够为维护祖国的形象而付出一分努力，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报答！